内容提要：特朗普再度上台，国际社会正在面对一个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利益优先主义主导的美国。美国认为中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冲击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这是其近年遏制中国的思想根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抑制中国战略竞争力，谋求重新拉开美中力量差距，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战略。特朗普2.0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升级，大肆操作关税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去中国化”及重构全球供应链与贸易秩序的意图愈发明确。对比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封锁规制预计有增无减，将关税视为同时具有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工具，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构筑抗衡中国的贸易壁垒。特朗普政府谋求通过关税差异进行全球供应链洗牌，将中国排除在关键链条之外，在带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形成全球“选边站”局势，遏制中国科技和经贸发展，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新贸易体系。

　　关 键 词：特朗普2.0  遏制中国  科技政策  经贸政策  中国对策

　　作者简介：满岩，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沈阳 邮编：110031）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5.03.004

　　文章编号：2095-3453（2025）03-0053-17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利益优先主义主导的美国，全球化趋势遭受挫折。特朗普2.0时代，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升级，对华科技封锁规制预计有增无减，关税政策严重超乎市场预期，在遏制中国科技和经贸发展的同时，谋求刺激制造业回流、“去中国化”及重构全球供应链与贸易秩序。

一、科技打压仍是特朗普政府遏华政策重点

　　梳理前两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可以发现，科技战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核心手段。

　　2017年底，首届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突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宣布对华接触政策终结。由此，美国正式开启对华战略竞争模式。2017—2024年，美国在各领域推行一系列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的政策，两国关系持续下滑，陷入建交以来的低谷。历经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不断演进，已完成系统化构建，这一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特朗普再度上台，科技竞争仍是美国政府遏华政策重点。与拜登政府时期联合盟友孤立中国的策略不同，特朗普政府在遏华科技战略方面更倾向于完全“脱钩”，试图全方位压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维护美国优势地位。因此，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将是美国政府长期执行的科技政策。特朗普认为，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系美中竞争重点领域，也是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与经贸政策相辅相成，对中国具备领先优势的科技产业打压力度会进一步增大，对芯片技术出口的管制措施会更加严格。

　　第一任期内，特朗普为打压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包括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收紧对华先进科技领域投资与出口管制，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将处于科技领先位置的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投资等领域“黑名单”，强制要求中国企业剥离在美投资，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企业巨头纷纷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与限制；暂停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收紧相关人员签证程序等，频频警告美国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防范所谓“中国技术间谍”；在美国国内和盟伴中推动“去中国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洁网络”计划，主张在5G基础建设、云服务、海底电缆等重要领域减少对中国科技产品的使用。美国一些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美国的呼吁，但也有不少欧洲国家采取了更为谨慎或折衷立场。

　　在遏华科技战略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总体思路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加审慎的部分“脱钩”策略，针对人工智能、5G、生物科技、量子科技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细致、全面的规划布局；大力推行“小院高墙”战略，强调联合盟友构建技术联盟，企图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及制定相关法律管制出口、投资审查、电信设备许可证授权等手段，进一步限制对华科技出口和产业投资；通过积极联合盟友，意图在半导体领域孤立中国。“小院高墙”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核心思路。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制裁清单等手段，阻止中国获取相关关键技术。拜登政府通过制定《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等补贴政策，促进企业投资本国清洁能源技术和半导体制造产业，推动清洁能源革命。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关税政策，并对中国新能源商品等加征新的关税，同时实施一系列对华出口管制措施。针对中国具有显著技术优势及规模效应的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美国通过提高关税及设置一系列严苛的贸易壁垒，阻止相关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不断炒作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力图切断中国优势产业、冠军企业与欧美市场的联系。

　　拜登政府分六次将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涉及航天、信息通信与精密制造（云计算、量子通信、芯片制造等）、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机械制造等行业。甚至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民主党与共和党施政交替过渡阶段，拜登政府仍未偃旗息鼓，继续推进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对华经贸限制措施，如表1所示。

表1 拜登卸任前发布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贸制裁措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网站信息整理。

　　拜登政府执政末期强化对华制裁，说明美国对中国实体实施经济制裁的高压态势已成为常态，民主、共和两党对此有高度共识，甚至已演变为一种扭曲的“政治正确”。美国两党超越党派分歧，一致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策略加速实施。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从“小院高墙”转向“大院高墙”，通过扩大贸易战、科技封锁、限制资本市场等手段，在更广泛层面上压制中国科技与经济崛起。当前特朗普政府对华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措施很可能从之前政策法规完善层面推进到政策执行层面；对华高科技产业制裁范围势必进一步扩展，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力度。

二、关税成为特朗普政府遏华政策核心工具

　　特朗普将“交易外交”运用于国际交往和处理国际关系，采用极限施压政策换取利益，主张通过恢复高关税政策，重新调整国家财政结构，谋求实现美国再度强大。特朗普再度上台后，美国政府调整关税政策并非一时之计，而是围绕财政结构及全球战略博弈进行的深层次部署。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关税措施，是其构建整体战略架构的核心一环。

（一）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调整目标

　　特朗普再度上台，美国政府关税政策调整超越经贸领域，不仅作为短期谈判手段，而且会长期存在，并将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造成持续伤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主要有四大目标。

　　第一，遏制中国出口势头和经济发展，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制定高关税政策，迫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越南、日本以及欧盟等也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要求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实力，所谓防止中国绕开美国的关税政策。美国希望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构筑抗衡中国的贸易壁垒，利用关税调节手段进行全球供应链洗牌，将中国排除在关键链条之外，在带动本国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形成全球性“选边站”局势。在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看来，二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对美国的利好作用已逐渐减弱。为此，特朗普向全世界发起关税战谋求避开基于多边机制的贸易体系，迫使各国和地区与美国做一对一的谈判。特朗普称，高关税政策目的是使各国和地区与美国达成对美有利的双边贸易协议，以此重塑一个“按美国条件并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体系，从而实现美国再度强大。

　　第二，通过极限施压，迫使贸易伙伴让步，如降低对美关税、购买美国商品、对美制造业投资等。部分在安全战略上依赖美国的盟友可能对美妥协并达成协议，以换取关税延期或豁免。

　　第三，将关税重新确立为美国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用来平衡贸易赤字，弥补预算赤字。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联邦政府2025财年支出较2024财年提高了13%，达7.63万亿美元，其中赤字高达38%，为2.9万亿美元。

　　第四，推动制造业，特别是特定战略、关键行业回流美国。美国欲重构芯片半导体、医疗器械、军工、汽车、造船等行业全球供应链，谋求实现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低端制造业外包盟友。

（二）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调整进展

　　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依据美国《贸易法》“201条款”和“301条款”、《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共发起四轮加征关税行动，包括四份清单，其中第四份清单又分为A和B两个子清单，先后启动了规模为340亿美元、160亿美元、2000亿美元、1200亿美元的清单，占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额的68.7%。根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从2018年初的3.1%，最高涨至2019年底的21%。2020年初，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美国对华平均关税小幅回落至19.3%。拜登政府基本保持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对华关税水平，中美贸易关系修复进程比较缓慢。

　　“301调查”一度成为美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后武器。比较而言，美国通过“301调查”进行关税调整，对中美双边贸易冲击最为明显，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重要导火索。以2017年为例，美国对中国实施301关税商品规模达3220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金额的61.2%，而201关税和232关税商品占比仅为0.22%。但301关税是分批落地，因为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进口依赖度较高，短期内难找到替代品，所以缓和了部分关税冲击。

　　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基本逻辑是先科技、后消费；依赖低的多征，依赖高的少征；难替代的、需要的加以豁免，而易替代的、不需要的不予豁免。从加征关税核心逻辑看，特朗普在前两轮加征关税的行业选择上，优先关注技术水平较高、进口替代性更强的行业，但后两轮涉及行业与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相关性较低，政治制裁意味更浓，经济考量相对减少。

　　关税豁免也是关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技术性较强。美国对华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可能优先获得豁免，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加征关税是动态博弈过程。美国商界对于稳定供应链的诉求可能会推升相应行业关税豁免的紧迫性。美国决策层也需要稳定短期内关税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行业细分看，301关税从高技术扩散到消费品。第一、二轮加征301关税涉及机械、电力、电子、通信、交通运输、医疗器械等行业；第三轮扩展至食品饮料、美容护理、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基础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第四轮扩展至纺织服饰、计算机、有色金属等行业。对华依赖越高，美方加征关税覆盖比例和实际附加税率越低。美国对华依赖偏高行业包括电子、家用电器、轻工制造等；对华依赖偏低行业包括石油石化、国防军工、食品饮料、农林牧渔、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等。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使得通信、电子、计算机、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等行业相关产品进口降幅最大，次之农林牧渔、美容护理、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基础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相关产品，而韧性偏强的产品主要包括新能源行业（镍电池、废旧电池等）、摩托车及食品饮料行业部分细分类别。

　　特朗普2.0时代的关税政策调整，根据审核程序和落地速度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总统签署行政令直接生效，包括援引法律条款（如《贸易法》“201条款”、“301条款”、“122条款”、《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关税法》“338条款”等）和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另一类是经过国会审议批准，如取消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等。总统签署行政令生效较国会审议批准方式更便捷迅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用“201条款”“301条款”“232条款”加征关税，且援引“301条款”时可沿用以往调查，不需要启动新调查，所以其第二任期首先重视依据“201条款”“301条款”“232条款”，其次动用IEEPA或依据“122条款”“338条款”，最后国会通过。特朗普除了继续保留之前的基础关税和针对特定商品的“双反”关税，还出台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芬太尼关税，并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两项关税：一是针对钢铝、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医药四类产品的行业关税（法律依据是“232条款”）；二是推出所谓“对等关税”。凡适用于行业关税的商品，美国不再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对贵金属、铜等高价值大宗商品，豁免所谓“对等关税”。当前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调整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整理。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遏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再度上台后，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升级，关税政策严重超乎市场预期，促制造业回流、“去中国化”及重构全球供应链与贸易秩序意图愈发明确，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实质冲击。2025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大幅增加，可能出现先滞胀、后衰退的情形。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反复调整关税政策，关税持续处于上升趋势，给全球和美国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从长期看，中美战略博弈与结构性矛盾持续。特朗普政府注重将科技制裁（如半导体管制）和非关税管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导致两国在关键领域（如新能源、高端制造业）形成部分“脱钩”的局面。

（一）中国对美经贸形势面临挑战

　　美国对中国连续加征关税，对中国外贸领域造成冲击。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中国通过汇率贬值、进口商和出口商分担等举措，助力市场消化关税波动影响。此次美方将关税加到50%以上，两国间绝大部分货物贸易被迫停滞，对于中国市场消化能力提出更大挑战。目前，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等领域，以及纺织、家具、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受冲击较大。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及推动特定战略性行业回流是特朗普政府关注重点，科技产业及制造业回流相关行业受关税政策调整影响最大，包括：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对于美国所谓的至关重要产业也有重大影响，如国防工业供应链（钢铁、铝、铜）、关键医疗用品（注射器、针头、药瓶、医药原材料）及能源生产（电池、稀土矿物、太阳能面板）等行业。

　　在钢铝行业，美国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2025 年3月12日起，取消所有国家钢铁和铝的关税豁免。中国钢材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而非美国。中国铝材出口目的地包括墨西哥、美国、韩国、越南等国家。中国铝材出口受美国政府调整行业关税影响大于钢材行业。对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特朗普于3月26日签署总统令，对进口汽车及部分零部件加征25%关税。中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德国等。对半导体及电子产品行业，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11日宣布对进口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闪存、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模组豁免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但4月14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半导体及下游电子产品（含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发起“232 调查”并征求公众（利益相关方）意见。2024年，中国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出口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荷兰等国家，美国市场份额约占21%。

　　当前，美国处于高通胀、高财政赤字的后周期阶段，债务负担沉重。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征关税开源，依靠政府效率部削减部分开支节流；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企图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特朗普打关税战虽在国内外遭遇诸多阻力，但其关税调整不仅是短期谈判手段，而是长期策略，并且不断变化，将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造成持续伤害。美方接下来可能对中国采取多种行动，如：对中国在美“广泛资产”所有权制定新的限制措施，阻止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把中概股逐出美国资本市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在美国资产征税等。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会引发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引进外资造成冲击。

（二）蓄意阻断中国商品“借路出海”通道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提高关税水平的同时，审查美国供应链、打击转口贸易，意在修补所谓美国财政收入漏洞。为进一步施压，特朗普经贸团队将目标转向与中国贸易量激增的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国家，谋求加大力度封堵所谓避税通道，阻止中国通过第三方对美出口，限制这些地区中国的商品和投资进入。从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加征关税开始，原本面向美国的低价中国商品开始大量流向东南亚地区市场。美国政客视中国通过墨西哥对美进行芬太尼转口贸易。特朗普政府将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墨西哥有关的转口贸易作为审查重点。东盟国家成为美国所谓“对等关税”风暴口，部分国家加征税率处于高位，柬埔寨为49%、老挝为48%、越南为46%。美国政府对东盟国家施以高标准所谓“对等关税”，包含封堵中国-东盟中间品贸易中转渠道、迫使东盟转向其他供应方、封堵关税洼地、遏制中国供应链海外布局等意图。

　　此外，“小额豁免”政策一直是中国SHEIN、Temu等跨境电商平台在美国市场蓬勃发展的基础之一。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相关数据，2024财年，通过“小额豁免”进入美国的小额包裹近14亿件，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宣布最新关税计划的同时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取消“小额豁免”。4月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5月2日12时起取消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待遇。相关中小卖家依托TikTok、SHEIN、Temu等平台，开展跨境小包、没有备货海外仓，将受到很大影响。

（三）阻碍中国高科技产业升级、影响供应链稳定

　　特朗普政府对高科技领域的封锁规制预计有增无减，依托单边行动和技术联盟，采取更为直接的贸易制裁和出口禁令，继续扩大对华出口管制，尤其是施压日本、荷兰等产业链伙伴，加强对华半导体设备、材料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关键技术，切断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渠道，谋求实现“去中国化”。

　　特朗普政府会以更大力度封堵中国科技产品海外市场，可能推出与“清洁网络”计划类似的行动，施压盟友，构筑针对中国智能产品的贸易壁垒。2025年3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50余家中国科技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这是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首次调整“实体清单”，谋求对中国科技产业“精准打击”，企图阻挠中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领域实现突破。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制裁范围，针对中国公司滥用“涉军”标签，波及更为广泛；要求被制裁企业获得美国单独许可才能采购受管制技术和产品，并对许可证严格控制。因此，短期内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中国企业引进技术和出口产品受限。

　　2025年4月16日，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文件表示，已接到特朗普政府通知，除非获得许可，否则将要求无限期对中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禁止出口英伟达H20芯片。英伟达面向中国市场、唯一符合美国规定的H20芯片也遭禁售，意味着美国全面封杀英伟达芯片对华出口。美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相关产品可能被中国用于超级计算机。

（四）中国新能源产业将面临不确定性影响

　　在特朗普政府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下，以光伏、锂电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行业面临挑战。2025年，美国将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硅片和多晶硅的关税提高至50%；对从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进口的光伏组件征收反倾销税。特朗普此举显露对发展新能源光伏产业的消极态度，并可能扩大对中国光伏产业的打击范围。

　　拜登政府的绿色遗产将遭全面否定，《通胀削减法案》（IRA）补贴面临暂停或取消风险。特朗普在第二任就职当日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按计划美国将于2026年1月27日正式退出。特朗普还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立即暂停IRA资金支出。IRA是拜登在2022年签署的一项重要法案，计划提供高达3690亿美元补贴，用于扶持包括本土光伏产品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该政策以财政性税收抵免为主，包括投资税收抵免（ITC）和生产税收抵免（PTC）。目前，美国光伏、储能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相较于加征关税，IRA补贴带来的影响更大。若特朗普政府取消IRA，光伏电站ITC补贴可能面临取消风险，对美国终端业主储能需求及本土电池、电池零部件等制造产能也将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取消ITC，将影响美国本土企业盈利，从而影响本土产能与终端需求。

四、中国对策

（一）坚持多边贸易体制，重塑国际经贸秩序

　　美国“对等关税”的提出，标志着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所谓“对等关税”是基于“美国优先”逻辑，本质是零和博弈。美国推动的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世界”，其战略核心是“非赢即输”。而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支持者和践行者。中国一直强调不能搞单边主义，要搞多边主义，要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各国都有机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向更多国家开放双边贸易、多边贸易，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和投资环境，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美国制造的混乱局面促使坚持多边主义发展理念的国际力量重塑地缘政治及世界经济秩序。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区域经贸合作意义愈加凸显。从长期看，现有多边或双边机制中，东盟、欧盟以及金砖国家、日韩都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目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部分替代美国市场。面对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成为中国重构供应链的关键抓手。

　　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从发展趋势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贸易结构看，发展中国家占比不断提高。东盟、中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经济增长潜力大，市场需求不断上升，为中国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中国可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贸易合作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拓展域内贸易市场，从而提升在区域贸易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促进贸易市场向多元化发展。

（二）及时出台反制措施，维护核心技术优势

　　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对与美贸易顺差较大国家和地区施加高关税，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大采购美国商品、增加对美投资来缩小贸易不平衡。这是特朗普推出所谓“对等关税”的主要目的。事实上，美国政府公布的所谓“对等关税”计算公式，主要反映贸易伙伴对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政府谋求得到四方面承诺：一是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大幅降低和逐步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是大规模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三是严格执行原产地规定，防止其他国家借道转口贸易；四是大幅增加对美投资，助力美国制造业回流。

　　可以看出，美国以各种理由和多种方式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即便双方就“TikTok谈判”、对美进口、在美投资等事项达成协议，关税仍可能被美国用作在协议外对中国施压的工具，如以中国从委内瑞拉购买石油、汇率问题等为由，再次加征关税。

　　面对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中国出台有力反制措施增加与美国谈判筹码，如管控核心矿产资源出口、保护核心技术不外泄等。2025年4月1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稀土是中国在此轮贸易战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中国打出了这张强有力的牌，而特朗普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商品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后，中方迅速出台系列措施精准反击，除加征关税外，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2024年12月，中国宣布严控对美出口镓、锗、锑、超硬材料、石墨等相关两用物项。中国稀土出口管制效果已迅速显现。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23年中国占全球稀土矿产量的超60%，在加工阶段更是占全球产量的92%，在全球稀土加工领域拥有控制权。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2020年至2023年，美国70%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属进口来自中国。中国虽然在稀土资源储量方面不占绝对优势，却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冶炼分离产业的规模优势，在全球稀土供应网络中稳居冶炼分离中心关键位置。只有将稀土资源优势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才能在未来前沿技术竞争中胜出。

（三）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构建更加平衡的经贸体系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中美贸易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出口企业可通过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加快供应链多元化，尽量分散生产基地，降低对单一市场的高度依赖。虽然美西方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企业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有望通过创新、合作，进一步实现进口替代和技术自主。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与当地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技术，加强品牌建设，提升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中国通过扩大内需、改革社会福利，构建更加平衡的经济和贸易体系；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再教育、升级公共服务业、提升创新价值等措施，实现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发展理念转变、人口结构变化及技术进步，中国更加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劳动力教育和公共服务建设。

（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

　　美国关税政策助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倒逼中国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面对美国营造的外部压力，中国并未选择加大出口支持力度，反而取消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产铝材、铜材将不再享受出口退税优惠，而光伏、电池及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退税率也将大幅下降。这势必提高这些产品的出口价格，打破原有低价竞争模式；既是中国对美国指责所谓“产能过剩”的回应，也是对全球供应链格局的一次重塑。国内铝材、铜材等传统制造行业长期以来面临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取消出口退税为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应对政策重在倒逼国内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行业结构调整，而且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研发投入和品质提升，加快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

　　中国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2024年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点。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于激发传统产业生机活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要保持并扩大战略新兴产业优势，如新能源产业需以技术迭代+全球产能网络+标准主导权构建“护城河”，将关税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全球智造”的跨越。

　　此外，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社会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这为中国数字服务企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摆脱固有市场依赖、开拓新市场、促进业务来源多元化提供了空间。数字服务贸易具有不受地理空间限制、交易成本低等优势，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中国企业需要把握全球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投入，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平台向全球市场提供服务，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如跨境电商、在线教育拓展国际市场，并在技术和内容方面不断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直接面对全球消费者，还能通过数据分析更好掌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

五、结语

　　特朗普2.0时代，国际社会面临一个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利益优先主义主导的美国，全球化趋势遭受挫折。美国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标志着全球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升级，遏制打压中国、重构全球供应链及贸易秩序的意图愈发明确。美国在降低对涉华供应链依赖的同时，强势发动新一波对华贸易战，将贸易保护主义矛头率先对准中国。抑制中国战略竞争力、重新拉开美中力量差距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继续采取的对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产生的根源在于，美国认为中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动摇了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从长期看，中美战略博弈与结构性矛盾持续。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将科技制裁和非关税管控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导致两国在关键领域（如新能源、高端制造业）形成部分“脱钩”而非全面切割的局面。美国制造的混乱局面为坚持多边主义发展理念的国际力量重塑地缘政治及世界经济秩序提供了机遇。中国可在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链自主能力、扩大新兴产业优势的同时，进一步与各国深化双边贸易、多边贸易，为拓展合作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和投资环境，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责任编辑：李冰）